32岁那年，我从经济部门来到文化部门，负责文物保护工作。在文物保护岗位上的5年，成了我职业生涯最美好的注脚。

2008年我刚到岗，恰逢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。多年经济部门的普查历练，本以为文物普查不在话下。可第一次野外调查，看着同事们那一堆行囊就傻了眼，相机、三脚架、测距仪、GPS定位仪……老潘说，我们要给古建筑做测绘。我充满了好奇。

车开不进的村道，我们只好在烈日下头顶草帽，背着装备前行。路经每一处古建筑，老潘都要向住户了解该建筑的前世今生。老严观察建筑结构，详细画下每个柱础、每根梁柱所在位置。我作为新手，只能在老严指挥下用测距仪测距报数，他画结构图并作数据记录。小林定位古建筑经纬度，还负责拍照，镜头下每一帧雕梁画栋无不饱含着这座古建筑曾经的历史。一天下来，普查登记不了几处古建筑，收工后，不少文案需要补充整理。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要描绘出保存状况、损毁原因、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，同时还要反复听访谈录音，查找文献，方能完成一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表。

文物保护工作既要兼顾普查任务，也要注意日常的文保维护。初来乍到，领导老林就带我和老潘去文保单位安澜会馆文物抢险加固修护现场。那天，会馆天井正忙碌着各式工匠，木屑粉尘四处飞扬。老林一边向工匠们打着招呼，一边径直跨上架在大殿瓦屋面前檐口和天井之间的木板，上了屋面。我心里一咯噔，还以为只是走个过场呢。老潘紧随其后，我也只好加快了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踩着一沉一浮的木板，平举双手平衡着。在那逼仄的屋顶木架板上，老潘指着已掀了顶的大殿某角落，向领导老林讲述大殿木柱腐朽、西北侧檐口坍塌、天沟破损的情况。这次文保修护工地之行，让我对文物修复有了粗浅认识，对文物工作者有了新的认知。

第二次再上古建筑的屋面，是我即将离开文物保护岗位之际。那时正在修复石厝教堂。石厝教堂的修复历经坎坷，历经8年，方修成今天的模样。当年我们矢志不渝地与教堂管理方协调，每次将达成共识时，都因教堂管理方人员变动又得重新对接，至今我的手机里还有9位教堂管理方的联系人。教堂早年瓦屋面严重破损，发展到主体构架拱架牛腿折断、拱架脱落，祭坛部位严重漏雨，地板及地桁木糟朽。一粒樟树的种子在东北面墙体生根发芽，长成一棵老桩，导致墙体严重向外倾斜，地基下沉。为了彻底清除树桩，教堂东北部墙体石块须编号落架，工程量大，危险系数高，必须正确评估。在这一情形下，我陪同文物专家爬上钢构脚手架，体验了45度哥特式瓦屋面的建筑震撼力，见证了黄土与石构件的粘合力，惊叹于种子的生命力，也庆幸于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行动。

那5年里，我也曾困惑迷茫：现实中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矛盾该如何化解；文物普查这么多不可移动文物，在上述矛盾中是否作茧自缚；后面接手的同志是否会责备我？事实证明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当年文物普查登记的老建筑群今天成了网红打卡点，烟台山、梁厝就是例证！

（来源：福州日报）